北京

重庆的房价是“不一定大涨”，北京的房价却是“不让涨”了。

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且“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以来，作为一线热点城市的北京，上个月，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蔡奇先后谈及房价。

其中的表态，明确又令人瞩目：“确保明年（2017年）房价环比不增长”。

在2016年12月底的北京市委全会上，郭金龙直言：“房价已经过高，积累了风险，而且增加了社会焦虑，也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的巨大挑战”；

而在调研中，蔡奇则提出，“加大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力度，确保明年房价环比不增长”，要“以建立购租并举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租房住”作为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手段。

和此前相比，这样的表态变化不可谓不大。

例如，2015年年末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时任市长王安顺在部署2016年重点工作时，提到了京津冀、创新驱动、优化城市格局等词，但并未提及房价；

2016年底的这一次，不但多次提及房价，“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更被置于下一年重点工作的第三位，仅次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培育新发展动力两项。

政府的重视不言自明，其目标、手段也显而易见。

目标很简单，“住有所居”。在这一项中，北京重点提到的是土地市场的关键要素：“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从源头稳定市场预期”。手段，则是“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首先是“加大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力度”，满足“购”的需求；而包括定向安置房、公租房、自住型商品房等“三房”在内，则是要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言下之意，人人有房住≠人人有住房。

焦虑

房子从普通的容身之所，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投资爱宠，究竟是谁赋予其魔性？对于这一点，岛妹此前曾分析过（详见《房价，你给我站住》）。如今，中央明确定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还房子以自住的本来面目，这又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如今的中国，房子不仅被赋予了炒作增值的经济意义，还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诸如“自身价值”、“社会地位”、“资产证明”等。

政府能提供的保障，只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底线，以解决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为出发点；但人们早已对房子赋予了诸多意义，而大多数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供应有限、热点城市房产有限，房子自然奇货可居。

房价走高，大批热钱进入炒作，资金杠杆逐级增加，必然会累积风险。眼看着房价越涨越高，而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想买房的刚需也就越来越焦虑——对此，郭金龙说得没错，房价已经过高，积累了风险，而且增加了社会焦虑，也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的巨大挑战。

其实，解决居住的基本需求不难，重庆大面积建设保障房的做法已经取得了成效：大量覆盖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稀释了刚性需求。

北京下一步的重点也在于此，帮你把房价叫停在这儿，买得起产权的可以买，买不起产权的可以申请保障房或者租房。

配套

关键是，要还原房子原本的意义，就得剥离附着在其身上的多余属性，多管齐下。要化解社会焦虑，恐怕也不能仅仅靠调控房地产市场，更需要统筹改革。

从目前来看，投资房产的专业门槛低、增值快，因为没有对个人征收房地产税，流动性也较强。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么理想的投资品，还能在国内找到更好的替代吗？因此，要满足资产的安全需求，还得加快完善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畅通多种理财渠道，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而如果要满足爱和归属感的需求，还得先想想，为什么“没房免谈”成了越来越多丈母娘对未来女婿一票否决的铁律？

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未来生活很可能要受苦。这种苦既包括要常看房东脸色，动辄搬家，或者为涨房租而急扯白脸，还有对潜藏于房子背后的公共服务资源的考量。

其实，“没房免谈”的背后，显然还有机制上的不到位。单说租房，目前国家对承租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房东或中介机构随意上调租金、无理克扣押金等现象频出，导致住房租赁期限短、房客常搬家，可谓麻烦重重。

所以，“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的提法，真是极有必要。

促进房地产市场，单一短效之策只治标，按下葫芦又浮起瓢，只有全面长效之策才治本。重庆楼市多年的静水流深与最近几周的爆红，更让人清晰地看到，监管层略有松动或者只是有松动的蛛丝马迹，很快就有人疯狂起来，而且这种疯狂极易传染至周边的焦虑人群。

因此，房市调控的定力与能力，不可或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也亟待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