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上海会议政策协调前景渺茫

　　在两天的边会和正式会议预热中，各国财金政策制定者的交流互动颇为积极，但是由于少了几周前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紧迫感，今天（27日）的正式会议后将要发表的公报很可能让市场失望。

　　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的看法颇为经典，在国际金融业协会（IIF）举办的一场边会上他被问及，此次G20会议会不会有协调的政策（coordinated policy）推出，他答道，“我们会有协调的讨论（coordinated discussion） ”。

　　谁是当前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反问。

　　朔伊布勒和卡尼都是在国际上极有声望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显然没法在这一问题上牵头，美国现在没法领导，中国也没法领导。摩根士丹利日本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Feldman对财新记者表示。

　　“广场协议”时，是美国带着一帮“小兄弟”，哪怕大家有一些不同意见也可以克服；现在如果中美在各自货币走势问题上要协调，政治上就比较困难。人民币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对财新记者表示。

　　所有人都承认，当前全球政策的重担在货币政策上。两位G7国家财长表示，金融市场的担心在于，市场不清楚我们决策者能做什么，打消这方面的疑虑对于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风险很重要。

　　其中一位财长表示，最近，市场对主要风险的判断已经由年初时的具体风险因素，包括中国经济、油价等，变成近来更总体的对于全球需求疲弱以及我们各自政府机构能力的担忧。

　　一位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长表示，当前金融市场收紧，波动加剧，很不幸还马上有英国退欧公投等风险因素，市场的信心和耐心不足，对我们各国决策者提出很大的挑战。

　　对于此次G20会议，各国无疑高度重视。

　　26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会见了来参会的欧元集团主席、荷兰财长Jeroen Dijsselbloem、欧央行行长德拉吉等三位欧洲高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美国财长卢和美联储主席耶伦分别进行了会谈，卢还与中国财长楼继伟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退欧公投的关键时刻，英国财相奥斯本也来到中国参加此次会议，并努力向他的同仁们传达英国政策建议英国公民投票让英国留在欧盟内的立场

　　“（这里的）所有人都说还没到危机环境，还是正常时期，因此各国间的协调缺乏基础”，包括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Andrew Tilton在内不止一位参会代表对财新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各国难以进行政策协调，助推全球需求和增长的任务就落到了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间协调上。单从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互动来看，情况似乎很积极。

　　在26日晚的开幕工作晚餐上，本次会议主席国中国财长楼继伟在做完开场发言后说，“下面请我的同事周小川行长发言”。周小川或许是认为在媒体和 外界注视下发言施展不开手脚，“婉拒”了 这一发言机会。楼继伟紧接着表示，“哦，他不说，要留更多时间在讨论时说。我会重视到这一点。” 说到最后一句时，楼继伟脸上带着他极富标志性的笑容。

　　在被问及央行独立性问题时，此前担任阿根廷央行行长、最近成为新一任阿根廷财长的Alfonso Prat-Gay表示，我对我的同事Frederico（注：新任阿根廷央行行长）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的努力非常支持，毫不讳言，2002年以来阿根廷 持续超过20%的通胀率，恰恰是因为阿根廷央行是阿根廷财政部的“附属。

　　然而，在财政政策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是否应该“帮把手”问题上，央行行长与财长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

　　周小川在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最近两三年全球议论比较多的，也包括在G20场合下议论的，就是货币政策用得不少了，还是要悠着点。”“ 现在是一个时点要更加强调财政政策的应用，强调结构性政策的应用。”

　　卡尼指出，货币政策的核心是将明天的需求提前拉到今天，但是就像我的前任金（英格兰银行前行长）3年前在就说的，“明天现在已经是昨天”。货币政策只能为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和结构性改革的推行买时间。

　　单靠货币政策不会形成真正的财富累积，只会推高资产价格，虽然会带来财富效应，但是除非有结构性改革，创造可持续的现金流，不然资产市场迟早会出现价值重估。最近一轮市场波动就是资产重估的一个小规模预演。

　　不过，在同一场边会的讲话中，朔伊布勒表示，有关财政刺激的讨论偏离了真正的政策优先任务。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未来的危机，因此反对任何G20财政刺激方案。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达到了极限。

　　一位新兴市场国家财长在总结“大家的共识”时表示，第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继续提供支撑的力度，其正常化进程要充分考虑外溢性。第二，是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这或许并不一定是所有G20国家财长的共识，德国也无疑是G20国家中人们普遍认为财政扩张空间较大，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迟迟不能“上道”的一个；但是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似乎确实都希望自己不承担（进一步的）风险，冀望别人担起应对风险、推升增长的重担。

　　各国的政治家，无疑是两者共同的催促目标。“如果是步子足够大的结构性改革，市场会接受，不会进行刁难，但是问题是，各国既得利益者的存在让政治家要做到这一点，极为困难。”Feldman表示。

　　曾担任两届以色列央行行长、现为三十人集团主席的弗兰克尔在IIF会上与央行副行长易纲的对话中，略显激动地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的一长串风险因 子：中国、中东、石油、移民……，“没有一个能通过货币政策解决”。有人说货币政策成为“我们这个村里唯一的游戏（only game in town）”，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会说，“那这就不是我想继续待的地方”。

　　他进一步比喻道，当前环境下，中央银行家在做一个好的中央银行家与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间存在冲突，就好比一个乐队，中央银行家本来只是一个小提 琴手，但是其他乐手没来，没法出交响乐。中央银行家就很犯难，我是应该拉好我的小提琴，还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乐手，也演奏下其他乐器？

　　“没有人应该被允许逃离困局、摆脱责任（taken off the hook）。”他说。

保险业务系统保险信托证券银行黄金多元金融保险互联网+众筹互联网+理财互联网+比特币互联网+网销基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伯格洛夫对财新机制表示，“我事实上对此次会议没有那么高的预期，我认为能出来的最好成果就是没推出什么显著的协调政策举措，比如资本管制。”

　　在这样的现实下，IMF总裁拉加德和卡尼均提到，可能应该调低前年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国时提出的，到2018年G20成员整体经济增长率在原有水平上提高2%的目标。

　　卡尼表示，时间已近半，当时提出的政策措施目前只执行了不到一半，2%的增速提升目标只实现了三分之一。除非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发力，货币政策没法在现在和一个好的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