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问题，我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可以实现全年6.5%-7%的预期增长目标。

2016年经济运行主要特点

一是适度扩大总需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供给侧稳定，房地产和汽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的刺激下，汽车产销两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大幅度增长，房地产成为支撑2016年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需求侧略有走弱。固定资产投资冲高回落再企稳，消费增速有所减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6%，增速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出口降幅扩大，进口降幅收窄，贸易顺差减小。就业形势基本稳定，2016年1-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67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预期1000万人目标。

工业品价格跌幅收窄。2016年我国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市场的预期，工业品价格结束了自2012年3月以来持续54个月下降的局面，出现正增长。猪肉、鲜果、鲜菜等食品和家庭服务、医疗等部分服务业价格上涨推动居民消费价格回升，工业品价格主要是钢铁、铁矿石、有色金属、石油、煤炭价格上涨带动。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重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煤炭和钢铁是2016年去产能的两大主要领域，钢铁和原煤在2016年分别压减4500万吨和2.5亿吨产能的任务基本完成，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粗钢产量基本零增长。房地产去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到9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7个月减少。

降成本效果明显。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的全面实行营改增为企业降低成本近2500亿元左右。降成本和去产能，使工业企业利润明显改善，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4%，增幅同比加快10.3个百分点。

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形成。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下，2016年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家，比上年同期每天提升2000家左右。“互联网+”行动计划取得成效，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新业态不断涌现。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新进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广泛应用，云计算、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行业快速发展。

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相互交织的情况下，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也不断出现，经济下行压力仍存。

其一，房地产市场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限购限贷放宽等政策影响和场外配资、P2P、首付贷等金融手段的使用，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初以来投资购房需求大幅上升，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全面回暖，房价出现新一轮暴涨。

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打击了创业与创新活动。国庆长假后，20多个城市出台了限购、提高首付比例等控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这有利于抑制房价上升，但也影响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销售的增长，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冲击。

其二，民间企业投资活力不足。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跌，1-9月仅增长2.5%，同比回落7.9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长疲弱，除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振外，主要原因：一是当前主要的促投资政策“亲国有疏民间”。以专项建设基金为例，已投放的六批基金规模高达1.8万亿元，其政银企社合作的模式在提高风险管控质量的同时，导致了基金更多地支持政府项目和国企项目，对民间资本项目鲜有问津。

二是央企国企依靠国有资本担保、抵押物充裕等优势，更容易获得大规模的低成本信贷资金，金融部门倾向于控制、收缩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授信额度，增加了民间资本的融资难度。

三是一些企业出现了回避风险的现象，这部分企业由于害怕经营失败带来不良债务的增加，回避一些“高收益、高风险”投资项目，往往通过理财等方式获取低风险收益。

民间投资滑落一方面是民间资本应对经济转型、市场需求偏弱、产能尚未出清的正常反应，是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营企业活力不足。

其三，部分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继续积累。金融市场多个领域的潜在风险有所上升。企业债违约事件不断增多，违约主体开始向国企和央企蔓延，东北特钢等企业的债券违约事件显著冲击了债市融资功能。银行资产质量持续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五个季度上升，关注类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上升。

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冲动有所抬头，将PPP方式当成单纯融资手段，不合理确定权责，给予社会资本远超风险对价的优厚回报;政府投资基金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做出违规担保、明股实债、兜底回购、固定回报等内部安排和承诺，形成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保险公司利用万能险高杠杆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等事件增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暴露，违约“跑路”事件频发。

其四，货币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在经过多次降息、降准后，我国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已降至2.2%左右，处于历史上比较低的水平。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也远超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资金充裕。但由于缺乏投资机会，资金更多地通过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投向了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领域，或者房地产，或者在虚拟经济中空转。资金持续脱实向虚，会滋生各类资产泡沫，对金融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国有企业、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部门和行业大量融资，也相应推高了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民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幅度不大，从而挤出了民间投资。

这些原因，导致近年来我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下降，杠杆率不断提高，货币政策效应不断下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服务于稳定短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政策手段。在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情况下，扩张财政政策往往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和消费，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刺激的作用变大。目前，应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同时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配合，不宜过早地把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