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经济增长基本态势
2017年,虽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新增长动能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其在经济中的比重尚不足20%,难以替代房地产、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作用,经济增长会惯性下滑到6.5%左右。
从需求看: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将保持平稳增长。2016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快速增长对后续投资稳定增长形成支撑,专项建设基金、推动PPP项目落地会继续保证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工业企业效益好转增强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意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产业、“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产业需求旺盛也会推进相关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库存处于历史较低位,存货投资将呈回升态势。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实体投资收益预期仍不乐观,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会使房地产市场降温。预计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8.5%左右,基础设施投资仍起主导作用。
二是消费需求将继续回落。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高度正相关,2016年以来,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增速,会影响居民消费能力。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会抑制与住房相关的家具、家电、建材等相关商品消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对政策依赖较强,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能否延续对汽车消费影响较大。当然,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教育等个性化新兴消费模式和消费热点仍比较活跃,电商网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将保持稳中略降态势,预计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左右。
三是外贸进出口仍将低迷。世界经济将延续温和低速增长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考虑到俄罗斯、巴西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前提下,预期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3.4%,略好于2016 年的3.1%,但其预测值存在向下调整的较大可能。全球经济低迷和分化导致反全球化逆风飞扬,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秋季报告的预测,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7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1.8%-3.1%之间,世界贸易形势虽然略有改善,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低迷的态势。国际经济环境稳中偏差,我国外贸发展仍不容乐观。“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落实,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望带动部分商品出口,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
从价格看,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品价格难以持续回升。2016年价格上涨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货币因素。2015年6月份以来,我国狭义货币增速不断加快,M1增速提高往往被视为商品价格上涨的先行指标。数量分析也显示CPI和PPI分别滞后M1增速9个月左右。
二是供给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产能、限产量减少了煤炭、钢铁的供给量,1-9月份,我国粗钢产量增长0.4%,原煤产量下降10.5%,原油产量下降6.1%。同时,扩大总需求政策,推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汽车销量大幅增长。
三是库存因素。随着价格上涨,原煤、原油、铁矿石、钢铁的库存开始回升,短期内进一步推升价格上涨。
四是国际因素。2015年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出现暴跌后触底反弹,9月份路透RJ/CRB期货价格指数为182.7,比年初上涨11.1%。
五是汇率因素。2016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值,用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也会相应上升,推高商品价格。
六是特殊因素。猪肉价格上涨是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猪肉价格一般有一个三年左右的周期,上涨和下降各一年半左右,与生猪生长、出栏的时间有关。本轮猪肉价格上涨始于2015年11月份,2016年2月份前后,一些地区提高生猪养殖环境保护标准,部分养殖户退出或减产,猪肉价格开始加速上涨。本轮猪周期的突出特征是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生猪存栏数量并没有大幅提高,明显异于前几轮价格和生猪存栏同比均增加的状况,这意味着猪肉供给能力难有明显提高,猪肉价格会稳中有升。
2017年,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工业品,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没有改变,物价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
从居民消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不会大涨,连续12年增产使得我国粮食库存创新高,现在全国粮食库存相当于一年的粮食产量,明显高于粮食库存相当于需求20%左右的合理水平,国内小麦和大米等主粮品种市场价格也高于国际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涨会继续推动服务价格上涨,医药价格放开也会推高医疗和药品价格,猪肉价格会小幅波动,蔬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工业品价格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仍比较突出,价格一涨,产能就会释放,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而已。同时,世界经济低迷不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也不大。我国外汇储备较多,经常项目仍存在较大顺差,人民币没有大幅度贬值的基础。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翘尾因素会影响2017年上涨0.8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翘尾因素影响2017年上涨3个百分点左右,预计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左右,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增长2.5%左右。
2017年预期调控目标
考虑到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和需求变化趋势,以及现实的需要和可能,建议把2017年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定在6.5%左右,同时应明确指出调控目标是预期性和指导性的,不是约束性的。
首先,年度经济增长调控目标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相衔接。“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2016-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的底线是6.5%。目前看来,在制定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时,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偏乐观,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估计偏高。
2013年,我们估计“十三五”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6.5%左右是学界研究结果中较低的。现在看来,由于资本产出率不断降低,潜在增长率估计也许偏高了一点。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凝聚共识的旗帜,砥砺前行的方向,不能轻易动摇,但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整完善。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要充分考虑就业需要。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有一个相对稳定关系,在确定增长速度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目标。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就业压力有所减轻,但考虑到每年的城镇化率要提高一个百分点,有近400万农村居民要到城市就业,还有700多万大学生要就业。近几年我国一直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作为就业目标。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上述就业目标需要经济增长6.5%左右。
再次,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仍然较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不断释放,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新型城镇化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力所在;区域经济之间差距较大,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仍有空间。通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应该可以实现6.5%左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