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联网的按需服务向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快速演进，C2B模式备受行业推崇。以互联网聚合用户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以大数据实现供需精确匹配，以柔性生产满足低成本约束，从而通过大规模定制使低成本差异化成为现实，普通用户能够以较低廉价格享受到中高端定制化、个性化服务。例如青岛红领通过互联网打造了一个连接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和制造企业供给的C2M商业生态，通过大数据分析40万套的西服数据，建立了一整套数据库，能够精确匹配用户个性订单的需求，自动完成量身定制，使原本手工制作、动辄数万元的定制西服，价格下降到了一两千元，制作周期也从半年左右变成了7个工作日。

互联网发展重心正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扩展，“互联网+”快速推动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转型升级。互联网从娱乐、零售、家政、租车等百姓生活，快速渗透企业生产、公共服务和政府管理各方面，变革领域也从最初的商贸、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进一步深度渗透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运行监控等核心生产制造环节，全面重构传统产业图景，加速技术产品创新演进，拓展原有产品价值空间，更促进传统行业聚焦释放大数据价值，驱动全产业环节显着提质增效。如三一重工通过互联网为全球超过10万台设备，提供实时监测和远程运维服务，三年新增利润超过20亿，降低服务成本60%。

五、全球迎接互联网治理挑战

互联网持续演进、广泛渗透、跨界融合，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面临空前挑战。互联网业务范畴向传统领域延伸，原有治理体系亟待顺应“互联网+”变革浪潮，全面适配重构，并且随着互联网业务范畴大幅拓展，传统互联网治理问题放大化、复杂化、严重化趋向凸显。从全球互联网治理探索实践看，网络平台治理、数据开放与数据监管、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成为当前国内外互联网治理探索的四个重要方向。

（一）网络平台治理

网络平台引发治理方式转变。网络平台是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互联网用户规模日渐壮大，服务形态越发丰富，信息内容海量增长，对传统经济业态和业务模式产生了不小冲击。网约车、网络租房等新生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权责归属难题，以及劳动关系、税收征管等问题。随着平台经济的壮大与获得用户的广泛接受，认可新业态特殊性前提下寻找矛盾解决方法、稳步推进旧业态向新业务过渡的治理思路逐渐被更多国家认可。在推进互联网+行动的进程中，我国也正在结合国外经验，立足本国实际，通过积极发挥政府、平台企业和社会的各方力量，逐步探索构建面向网络平台新经济、新生态的治理体系，推动平台企业基于自身能力以及与用户之间的权利业务约定承担相应责任，发挥其具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与政府加强协同，落实必要的背景审核、行为管控和安全规范职责，促进网络平台成为诚信守法、自律有序的典范，实现鼓励创新与依法规范的平衡发展。

政府加快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从各国的互联网监管实践来看，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政府对于网络平台监管存在明显滞后和缺失。目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性监管手段尚未建立，以事前准入为主的监管方式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熟悉互联网业务特点的新型监管队伍尚未形成，条块分割的监管体制无法有效满足平台化的互联网业务监管需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对于互联网，需要加快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正在根据鼓励创新和依法规范相平衡的原则健全监管能力，在识别风险、明确底线的基础上采取包容性理念，完善融合业务发展和应用的法律法规制度，引入负面清单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探索部门协同、政企协作的新管理机制，特别是积极探索由企业平台向政府开放监管所需数据与能力，由政府直接开展互联网业务与平台监管的协同新模式，并加快向事中事后为主的监管制度转变，为“互联网+”营造更为规范宽松的发展环境。